恻隐之心的两极

 如果将新冠疫情的爆发视为起点，人类世界似乎还从未在非战争状态下这么长时间地被如此巨大的灾难笼罩。它的特殊性还在于，二战之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类的自信心前所未有的强大，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将人类世界重新掷回“孤岛”状态，而互联网作为人类科技文明的标志，在“互联”的同时，似乎也造成了个体的身体性不在场和信息触手可及的极大分裂。“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负担。很多人都记得疫情爆发伊始，待在家里盯着手机屏幕，面对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悲剧，我们的恐惧、悲伤、无力。这些都是群体灾难症候的表现。

 时至今日，大家似乎都默认人们早已学会了和疫情和平相处，而这当然是健康且合理的。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人们又是如何面对当下那些发生在“他者”（相较于疫情，如郑州水灾）身上的灾难呢？如何面对疫情的局部反复爆发带来的冲击呢？进一步的，如果换个角度将创伤应激状态视为我们恻隐之心的极致宣泄的话，那么某种自以为的应激解除和习惯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恻隐之心的隐遁？这种不再悲伤是好的吗？什么意义上是好的？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描述这种恻隐之心的消失，那就是共情（同情）疲劳。他同样是一种创伤反应，却往往只被攫取其中一个面向的意义，或误以为是一种创伤修复后的健康表现。而且作为佐证，除了灾难时间的持续时间长作为前提之外，以互联网作为窥镜，强烈的应激反应和共情疲劳都是不同阶段对海量负面信息的自我防御表现。

  什么是共情疲劳？

 杜兰大学的灾难心理健康教授Charles Figley于1992年提出了共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概念，指因照顾处于困境中的他人，而产生的情感和心理负担。共情疲劳的高发人群主要是护士、消防员、急救员等专业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共情疲劳包含着可以说相反的症状表现，大多情况下，一开始会经历沮丧、悲伤、自我否定，这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很像，所以共情疲劳也被称为替代性或二次创伤压力。但是长时间处在这种情境中，很多人会因为经历过太多感同身受的同情后产生淡漠情绪，而强调情绪淡漠和疏离的后果，才是这一概念在大众层面流行，并且被迁移到解释其他社会现象上的原因（如网络筹款）。

 Juliette Watt认为所有人都有可能受到共情疲劳的影响，单单关心他人就可能患上共情疲劳，这是关心他人的代价，是为了别人迷失自我的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想做个好人。Watt坦诚当她得知母亲去世的时候，她一无所感，因为她的同情之杯已经干涸了。对于Watt来说，一个人照顾母亲隐含着对方的生命系于她一手这一现实，万般权力之中，左右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力是最让人恐惧的（当然它也能结出最漂亮的恶之花），这种责任和责任履行的无能或者不够会让我们产生共情疲劳，抑郁等自我否定情绪和淡漠都是自我保护的手段。

 但为什么隔着屏幕我们也有可能患上共情疲劳呢？这关系到互联网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的塑造，文初有提到，限于篇幅不在此展开。总之，互联网会让这种感受无限放大，而疫情之下个体被“隔离”的现实，又会让我们进一步放大这种感受，总觉得世上人人受苦，唯我一人幸免，这背后就是恻隐之心的反噬。我们会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体感到责任，这个责任是一种为他人的天然的伦理精神，我们会觉得我们如果做点什么会有什么不一样。当我们发现无法处理这种良心拷问的时候，就会从自责走向淡漠。尤其随着疫情从大面积爆发转向局部间歇性出现，这种淡漠就有了现实理由，甚至有时候，这种逃避伦理的淡漠会伪装成某种灾难美学，搅和着眼泪和口号表现出来，这就更难以被识别了。

  如何应对共情疲劳？

 我们在成长中，尤其生活在这样一个“互联”的世界中，在识见上对于悲剧的承受上限被拔得越来越高。很多人都经历过对乞讨者从一开始同情，到因为被过来人不断告诫走向迟疑，再到无视和漠然，甚至再次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否定、破口大骂。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参照一些专业护理行业的人，比如心理咨询师专业成长的一部分就是如何利用共情，并在某种程度上让自我保持旁观。很多第一次因为自己或者家人生病住院的人，会对医生的“淡漠”感到愤慨。事实上，专业工作者在常人看来的淡漠不过是职业训练必然的结果，这对他们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必要的。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意识的将淡漠作为必要情况下的自我防御，不要让我们内心的同情之杯干涸，更不要让淡漠变形为否认性的向外攻击。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关注自己，将自己放在第一位。这听起来很矛盾，因为淡漠似乎是利己主义者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将恻隐之心视为人所不能抗拒的伦理感召，共情疲劳则是一种违逆自己的徒劳。只有明白了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人，我们才能对同情的到达有信心，才能采取行动，并基于恻隐之心和共同体生存的伦理要求，去帮助他人，去理解他人，去祝福他人。要把我们的同情之杯重新装满，需要平静，而不是假装平静。需要关注自己，而不是堵着耳朵，或者将他们拒于你的心门之外。

其次，采取行动。精神病学家Lenore Terr对1976遭到绑架的儿童进行了追踪研究，发现大部分儿童多年来饱受创伤折磨，但有一个叫Bob的孩子却例外。原来当时14岁的Bob在同伴们都惊慌无措的时候，主动应对危机，动员了另一个孩子一起挖出了通道，带领着其他的孩子们成功逃生。很多人会觉得这和疫情下的我们处境不一样，我们似乎真的没法做什么。但是遵守防疫规定不是行动吗？甄选、传播有效信息不是行动吗？捐资捐物不是行动吗？对同样陷入无力和焦虑的身边人提供帮助不是行动吗？

 最后，关注现实，意识和身体的统一，自我和他人的联结。Peter Levine、Gabor Maté等多位世界知名创伤治疗师都强调，希望用理性去对抗和抑制创伤所致的恐惧可能适得其反。思虑过盛会让一个人脱离现实，很少有思虑过度的人肉体精神饱满，这就是佛家说的知见障。所以近年来东方智慧，包括正念、瑜伽、太极等在创伤治疗领域被广泛运用。集体创伤从来都不是寻找一个角落自舔伤口就能痊愈的，人是社会性动物，与他人的联结是获得力量的关键，以恻隐之心为出发点，与他人真诚的联结，才能构建安全的环境，从而获得力量感。

  我们的恻隐之心会消失吗？

 我的答案是：不会！

 这个问题会让大家自然地联系到孟子，进而联系到性善论，姑且放下人性善恶论的争端，因为这会让我们陷入本质主义非此即彼的幻想。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且是“仁之端也”。这就足够了。

 就好像二战被作为人类文明的分野，不管我们承不承认，都必须对“后疫情时代”保持觉悟和勇气。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幻，每当我们读到下面这则故事的时候，都很难不会被人类的恻隐之心所触动。：一八八九年一月三日，在图灵居所前的广场上，尼采目睹一个车夫在虐马。于是他走将前去，抱着马的脖子哭泣。